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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中国】木 示:新沙巴体育官网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经纬与使命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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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月

这是一个需要思想的时代,这是一个能产生思想的时代。“人类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思想让人猿揖别,思想导文明开化,思想赋人生意义······身处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新时代,亟需吾辈学者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

本栏目紧跟时代脚步,立足中国实践,瞄准学术前沿,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法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伦理学等学科为武器,致力于用新思想解读中国实践,研判社会发展大势,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培元、以文铸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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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经纬与使命担当

栏目召集人 木示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号召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这是对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辩证关系的自觉,也深刻揭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使命与担当。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记者丁林摄

一、引领人类文明发展的“两个车轮”不可偏废

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犹如“车之两轮”,构成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不可或缺的两股推动力量,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比如,亚里士多德就将科学分为逻辑学、理论科学、实践科学和制作科学四类,理论科学又被分为第一哲学、数学和物理学等。古希腊这种将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重的伟大传统,不仅引领着古希腊文明,而且也奠定了文艺复兴的思想基础。

哲学社会科学更多关注人类生存发展、思考安身立命的智慧、发现生命的意义等问题,较少执着于功利实用等细枝末节的致用之术,并不能创造出立竿见影改造世界的“实际成果”,因而往往容易遭到世人的轻视。西方世界在培根“知识就是力量”信条的影响下,引发了科学技术在各个领域的巨大成功。尤其是20世纪中叶以来,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一轮独大”跛脚狂奔,在推动人类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同时也把人类的自负推到了极致。人类创造的科学技术最终反过来变成控制人类自身的一种强大物质力量。

如果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那么思想就是生产力之母。单纯的自然科学并不能真正地解放人类,科学技术一旦失去了人文精神的宰制和价值理性的范导必将失去灵魂和精神动力。所以,黑格尔把哲学喻为“庙里的神”,马克思认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爱因斯坦认为“哲学是全部科学之母”。科学技术能把人类从自然权威下解放出来,对人类文明进步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但面对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价值关系、审美关系却力不从心甚至无能为力。

任由科技日进而人文社科不迎头跟上,必将酿成人类社会种种悲剧。核战威胁、智能危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耗竭等世界性难题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就拿现如今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来说,人类在享受人工智能带来便利的同时,也要警惕自身思维能力和体力的悄然退化。比如,以前没有电脑,没有手机,没有形形色色的数据库,却出现过一部部闪烁着思想光芒和人性光辉的经典著作。今天有了互联网,信息传播能力呈几何级数增长,知识获取可以信手拈来,人们却越来越浮躁,思想越来越浅薄,语言越来越贫乏。特别是思考深度在急剧下降,碎片化信息的获取使人们难以专注于深度阅读和思考分析,更多表现为漫不经心地点赞、人云亦云地转发、不厌其烦地图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行为就是过于依赖科技进步而忽视人文社科精神的结果。

重视自然科学而轻视哲学社会科学、重视效率而忽视公平正义、重视眼前利益而忽略长远利益、重视物质享受而不顾价值取向的做法,骨子里还是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在作祟。在诸多目光短浅的实用主义者看来,与自然科学比起来,既不能制造产品,也不能成为控制手段的哲学社会科学似乎一无用处,至少是无关紧要。对此,冯友兰曾有过精彩回应,他认为:“哲学的用途乃无用之大用。”哲学社会科学之大用在于其是关于宇宙本原和世界图景的大学问,在于其是关于真善美及其实用价值反思的大学问,在于其是关于人类精神家园和存在意义构造的大学问。

毋庸讳言,正处于重回世界舞台中央前夕的中国,一刻也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引领,这种软实力的贡献需求将随着国际地位的上升而越发显得迫切。因为,世界不仅需要中国提供更多的物质产品,还需要中国提供更多的思想智慧。这既是一种觉醒,也是一条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是作为引领世界发展的“带头大哥”的必然担当。

二、破除哲学社会科学的“三道咒符”

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曾领风骚数千年,先秦百家争鸣、魏晋玄学勃兴、隋唐佛陀盛世、宋明理学创新······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如影相随的是天文、医学、历法、造船、火药、造纸、印刷术等科学技术全面领先世界。但从明朝中后期开始,西方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科学技术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中国仍然徘徊于农业文明,并没有产生现代科学技术,从而经济社会发展日渐落后于西方。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谜”。

引发国人对“李约瑟之谜”反思的关键,是近代中国以登峰造极的农业文明与西方现代科技武装的工业文明碰撞的一败涂地,中华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几近全面崩塌。这也催生了关于中国文化交流发展三种奇谈怪论:一是“乱世文化兴盛论”。这种论调认为中国历史上社会最动荡的年代往往是文化最昌盛的时期,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不是在太平盛世,而是在社会动荡的乱世。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乱世文化兴盛论”犯的是历史唯心主义病灶,归根结底是没有看到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文化勃兴背后的阶级斗争性。“乱世文化兴盛论”本质上是国内外一些浅尝辄止的学者炮制的“话语陷阱”,潜藏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经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与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兴盛二者不可兼得的设定。二是“技术决定论”。这种论调认为技术构成一种新的文化体系,这种文化体系又构建了整个社会。技术决定论的错误并不在于肯定了科学技术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动力作用,而囿于狭隘的经验,把科学技术的作用绝对化和唯一化。三是西方中心论。这种论调认为西方文化优于、高于非西方文化,西方文化特征、价值或理想带有某种普遍性,从而代表非西方未来发展方向。西方中心论的荒谬之处也在于“坐井观天”,拿自己的标准当世界标准,拿自己的价值当普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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